行业观察:文化戍边视角下云南边疆地区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探析

时间: 2023-03-20
发布: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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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戍边”概念是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召开后时任新疆建设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王运华结合“三个代表”与新疆实际建设需要提出的,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得到印证。徐黎丽随后对文化戍边概念进行了拓展和深入研究,认为文化戍边就是“以文化为武器戍守边疆”,自然不局限于新疆或者西北边疆,但在实践上主要将其与河西走廊生态文化产业发展具体结合研究。方盛举在宏观上论证文化戍边是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边疆软治理、文化治理的重要组成,并结合了一定数量云南边疆的案例。文化是戍守边疆的重要方式,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文化经常超越政治、军事,成为维护国内和平、国家之间友好往来的重要因素。文化本身内涵深广并随时代变迁而改变,电影是文化的重要亚类型,其故事文本及围绕电影的生产、放映及反馈均有丰富的文化意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国家的边疆治理方略实现了边疆发展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有机衔接,云南边疆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的功能不止于“文化戍边”、文化治理层面,也是新时代边疆政治、社会等各个层面治理的有机组成。

行业观察:文化戍边视角下云南边疆地区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探析

在文化戍边作为一个概念出现之前,相关实践已经有很长时间。以电影放映为例,1949年底,随民族工作队进入云南边疆多地乡村的是电影放映队,放映的第一部电影是摄制于1950年的纪录片《中国民族大团结》。该片的放映及通过现场民族语的解说,开启了边疆地区一代人关于新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及老一辈革命领袖的认知。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越紧张关系,导致当时边境农村电影放映肩负着更迫切和更现实的对内爱国主义教育和对外御敌的任务。其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电影在丰富边疆地区百姓生活的同时,也增加了与企图输入境内的不良文化斗争、反文化渗透的重担。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电影事业整体步入低谷,云南边疆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农村公益电影放映一度停止。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电影事业整体向好,公益电影放映又重回农村,云南沿边县市成立了“2131”农村电影管理站,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走向系统化和规范化。云南边疆地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居住着汉族和少数民族同胞,少数民族语译制电影成为该地区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最具特色的内容,民族语电影译制是电影角度文化戍边的重要组成,从初期的口译、中期的涂磁录音译制到新世纪的数字化译制体系,译制工艺的改进与译制工作人员的努力促进了民族语译制片量和质的提升,满足了边疆地区人们文化精神生活的多样性需求。

学界通常认为我国有三个文化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云南边疆地区由于地理的实际状况,其文化场呈现为主流文化、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大众文化及境外(来的)文化三种文化共存的情况。本文在新的政治、社会和技术语境下,从文化戍边角度研究历时70余年直至当下仍然发挥重要作用的云南边疆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分析其如何实践文化戍边,并探究使其更好发挥文化戍边功能的策略与路径。

行业观察:文化戍边视角下云南边疆地区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探析

一、农村公益电影放映促进主流文化在云南边疆地区传播

主流文化、境外文化对于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同胞而言都是外来文化,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余载的培养,主流文化早已和民族文化交融在一起,但主流文化、边疆民族地区都会与时俱进地变化,因而发源于内地的主流文化需要不断地传播到边疆地区并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进而更好地抵御也在不断变化的境外文化。让主流文化扎根边疆、扎根在边民心灵深处是文化戍边最有力的方式方法。主流文化会逐渐从中心到边缘,到达边疆地区,但这个自然扩散的速度较为缓慢,并可能在传播过程中遇到多种因素导致影响力被削弱,甚至文化的某些内涵发生了变异。通过特定的路径让主流文化更快捷地到达边疆地区,可以减少作为信息的主流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因噪音而使效率受损,还可以减少为保证主流文化顺利抵达边疆地区的行政、社会资源浪费。主流文化会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民生变化、科技资讯更迭等因素的改变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主流文化抵达边疆是一个常态、系统的工程。目前,主流文化传播到云南边疆地区的途径还是以知识性传播为主,从上至下行政层级化推进传播的方式,没有上升到认识性深入内化的层次,尽管相关标语、招贴画随处可见,但普遍生硬缺乏创意,也鲜见考虑不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的多种传播策略。

电影一直是承载和彰显我国主流文化的重要载体。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产业不断变大变强,诸多题材风格丰富多样的主旋律大片获得超高票房,显示了中国电影艺术呈现主流文化的良好能力及上佳的传播效果。电影是这个时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代表。云南边疆地区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已有70余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建成了稳定的放映组织体系,加大投入该地区的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是让主流文化扎根边疆便利和高效的举措,能很大程度地改变当下主流文化在云南边疆传播的生硬、刻板化印象。政治相关是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云南边疆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发挥了文化治理和政治治理的双重功能。

首先,电影兼备文化治理和情感治理的复合功能。文化戍边是边疆软治理的重要内容,软治理的任务之一是推进主流政治文化在边疆地区的社会化,“使边疆各族群众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对政权系统的认同建立在理性的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各民族同胞对主流文化的深入认同要建立在情感认同的基础上,文化型治理必须有情感型治理相配合。“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边疆社会的长治久安根本上取决于边民对国家的认同。在人类所有创作中,艺术是最诉诸情感的,而影像艺术是所有艺术门类中迄今最通俗易懂最易引发观众共鸣的。主流文化是“现时段占主导、正统或统治地位的文化形态”。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当下主流文化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文化。大投入、高票房的主旋律大片是主流文化与电影结合最为抢眼的存在。那么,选择什么样的电影到边疆地区放映能呈现和有效传播主流文化?民族语电影译制的片目选择尽管有版权等经济、法律方面的限制,仍然能体现相关机构和人员对什么样的电影适宜在边疆地区传播主流文化的认识。云南省8家民族语电影译制中心(包括1个省级中心、7家州市级中心),2018到2020年译制片目中原版(汉语版)高票房的电影包括《智取威虎山》《战狼2》《湄公河行动》《中国机长》《攀登者》等,这些电影兼顾了主流价值观和较高的观赏性。《智取威虎山》讲述革命年代的故事,弘扬革命历史文化,其余4部均讲述当代中国的故事,从不同的角度塑造了系列中国英雄形象,让边疆观众在为主人公喝彩的同时,体会到祖国的强大,进而萌发身为中国人的骄傲,从而加深对国家的认同。民族语译制片还有少量是取材于边疆地区的电影,如同一期间译制成多种民族语的《狼兵吼》《我的喜马拉雅》。前者讲述的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自治州壮族儿女组成狼兵敢死队抗击日寇的故事,后者的主角是一个藏族家庭的两代守边人,影片对少数民族英雄的塑造,体现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尊重,影片在边疆地区的放映还能更大程度地通过虚构或真实的戍边楷模形象,唤起和培养边民守边固边的自觉。

其次,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具有较强的仪式性,具有一定意义政治治理的实质。相比电视以及当下形形色色的其他影像艺术,农村公益电影的传播方式即放映更具仪式性。仪式性使电影在展示故事文本的同时具有更丰富的内涵。电影放映的仪式感自其诞生之日就有,在农村电影市场繁荣的20世纪80年代,农村电影放映经常带有浓厚的民间节庆仪式气氛,当下边疆地区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更多呈现为一种准政治仪式。所有的放映场次都表现为一种“有主题的传播”。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屏边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红河州屏边县)2018年末启动的“我们的中国梦——电影进万家”、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西双版纳州)勐腊县2021年5月展开的“‘永远跟党走——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电影展映暨跟着电影学党史放映活动”,主题正是这一时期国家大力推广的主流文化。按照惯例,每年云南省各州市或者相关省厅人员会以抽查方式到电影放映的现场,那时放映场会具有更强的政治仪式感。“政治仪式是在特定时空,以特定操演凸显特定主题展开的象征性活动”,具有“唤醒集体记忆、彰显主流价值、呈现综合实力功能”等效果。

高音喇叭、标语横幅、银幕、村干部在村村通小喇叭上的放映通知,这些元素组成的仪式也彰显了国家的到来与在场,来到云南边疆的基层,让边疆群众感受到国家的关怀。“国家是看不见的;在它被看见之前必须对之人格化,在它能被爱戴之前必须对之象征化,在它能被认知之前必须对之形象化。”如果说放映场地的布置显示的国家是一种象征化的存在,电影故事则是对国家形象化的再现。《战狼2》是近几年在云南边疆地区放映引发反响最为热烈的电影,苗语、哈尼语、傣语等民族语译制的该片在不同的民族村寨放映,观众反响热烈,电影充分激发了少数民族同胞的爱国热情和对强大祖国的认同。

最后,云南边疆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是一种大众传播方式,电影制作者、放映者与观众是一种“传”与“受”的关系,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是一种议程设置下的传播。一部或几部电影对边疆观众的传播效果固然有限,但这些被选定在边疆地区放映的电影都是将主流文化进行了恰当编码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的优秀作品,保证了价值观的正确性,长时间的积累必然会加深边疆少数民族同胞对主流文化的了解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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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助力云南边疆社区文化建构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增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电影放映是乡村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曾经在边疆地区从传统少数民族社区文化重构转型成为“社会主义+少数民族”农村社区文化的历史变迁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当下语境中,边疆农村地区正加快跟上乡村振兴的步伐以及完成向信息化时代乡村的转型,看似不甚突出的农村公益电影仍然起到了黏合少数民族同胞,推进少数民族村寨快进到新历史阶段的作用。农村公益电影已经被整合到云南边疆的社会治理中。

首先,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对边疆乡村社区文化形成一种差异化补偿。“农村社区文化则是指在农村社区范围内的农民生活共同体内部各种带有观念形态、精神内容及其生活方式特质的文化现象、活动等的总称。”今天的农村公益电影放映不能全面体现农民生活共同体的特征,但能够让边疆地区的农民更快地建成乡村振兴的共同体。乡村振兴需要所有生活在乡村的人们共同努力,而不能只是青壮年。云南边疆农村和很多地方一样,青壮年外出务工,村中以留守的老人和儿童为主。少数民族同胞中的老人,汉语水平非常有限,至今还有人汉语听说能力严重不足,现在又加上信息素养的缺失,如果没有特别的途径,他们将被远远地抛在时代的后面。国家为丰富边疆社区公共文化生活展开了多方面的努力,比如在每个村寨建设篮球场,每年都有声势浩大的村际篮球比赛,但这样的活动老人们基本无法参与,赛事的流动性让他们连观看都困难重重。某种程度上,公益电影特别是民族语译制电影,是不懂汉语的民族地区老年人们能享受到的少有的公共文化服务之一。这些电影能最大程度保障该民族的老人们都看得懂,故事片呈现了和他们经验截然不同的生活,科教片带来了与生活和周遭密切相关的各种科学知识和资讯。

其次,农村公益电影的放映形成了多功能、周期性公共空间。云南边疆地区农村公益电影目前是以国家“2131工程”即21世纪初,在“农村每月每村至少放映一场电影”的模式放映,均采用露天广场放映的方式。伴随着电影的放映,一个流动性、周期性的公共空间形成。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公共空间的重塑成为一个显性话题,云南边疆地区的乡村公共空间独具特色。该地域的主体居民少数民族同胞大多信仰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原始宗教等多种宗教都有信众,寺庙、教堂等宗教建筑成为边疆乡村地区重要的公共空间,围绕各个少数民族的节庆形成了独有的节庆空间,如景颇族的“目瑙纵歌”、瑶族的“盘王节”、傣族的“泼水节”、哈尼族的“苦扎扎节”、傈僳族的“阔时节”,本民族的宗教信仰和节庆活动成为居民公共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场形成了一个无关乎民族、信仰的现代意义公共空间,对于不同民族身份的村民形成无差别的公共性,对基于宗教和节庆的空间形成平衡和补充,给予了边疆少数民族多样的文化空间选择,对于推动乡村共同体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尽管前文提及云南边疆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的主题性,事实上其政治展示功能并不凸显,信号接入到每家每户的小喇叭和电视承担了大部分政治性传播功能,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传播的功能。公益电影宽松状态的广场放映模式也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社交空间,极大地排遣了乡村留守人士的孤单,发挥了情感陪伴和慰藉的边际效应。

电影放映可以通过多种形式与少数民族传统社区文化结合。少数民族传统社区文化融合民族特有的节庆、宗教信仰等。云南省的少数民族为“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状态,一个村寨往往属于同一个民族,相邻村寨可能属于另一个民族,民族节庆和宗教信仰等不但凝聚和提升本民族成员的共识,还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20世纪80年代,傣语译制唐国强版《孔雀公主》在傣族地区深受欢迎,很多傣族村寨的公共节日或者私人性的结婚、祝寿、贺新房人们会请放映员前去放映该片。人们一遍又一遍地观看,这既是傣族同胞对影片建构的傣族神话、文化认可的表现,也是富裕起来的傣族认可的一种确认和彰显自我身份的方式,更可见电影的积极影响力。勐腊县公益电影放映人员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2018年、2017年及更早的年份,每年主动举办“泼水节电影晚会”,尽管放映地点是在县城的广场上,仍然显示了一种将公益电影放映与民族传统文化结合的策略。

“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之基,国家认同是以民族认同为基础不断发展的结果。”从少数民族同胞的角度考虑,将民族语电影送到云南边疆,这一策略促进了少数民族同胞的民族认同和民族乡村社区的发展,既让少数民族同胞得到利益,也是一种情感互惠,使边疆少数民族同胞在情感上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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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抵御不良文化对云南边疆影响

云南省与老挝、越南、缅甸等国陆地接壤,边境线长四千多千米。云南边疆是主流文化的末梢,同时又是西南地区国家安全的第一道屏障,是国防和对外开放的最前沿。随着云南边疆一系列沿边口岸的建成,加上该地域国境线上没有天然屏障,中国和邻国的边民来往频繁,在促进商贸、民间交往的同时,也存在境外不良文化、甚至反华文化入境的风险。云南边疆文化建设过程中独特的反渗透、反颠覆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从未停止。后冷战时期,文化一定程度超越了政治、军事因素成为影响甚至颠覆他国的重要武器。互联网更加没有国界,以互联网为依托的交互功能使得用户对网络信息内核、价值导向的判断更加依托使用者的见识和辨别力,边疆地区的人们在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同时,面临着更多被渗透被颠覆的风险,农村公益电影的加入,大大利于降低这种风险。

首先,边疆地区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能有效抵御西方不良文化甚至意在分裂和颠覆中国的敌对文化的入侵。云南边境线外一直有西方反华势力的潜伏。20世纪50年代境外势力试图颠覆成立不久的新政权,最早在云南边境沿线放映的《中国民族大团结》等一批电影,让边疆人民认识到新生的国家并调动起人们主动投身保卫边疆保卫家园行动的积极性;80年代初,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德宏州)章凤口岸对面的缅甸洋人街出现播放黄色录像的场所,中国青年被吸引前去观看,见此情况,德宏州在沿边一线布置24个放映队、261个放映点,并在章凤新建电影院,艺术的魅力和观映环境的舒适,很快让青年人的观影行为主动撤回到国界线以内。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倒逼这些反华势力加速行动,打着文化的幌子行文化入侵之实是其一贯的伎俩,我们的抵御方式也需要更加灵活多样。每一场次的农村公益电影放映都是当地的媒介事件,是预知流程的大众传播模式。农村公益电影的片目来自于2004年成立的中央宣传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www.dmcc.org.cn),县级农村电影管理站和地州级管理单位签订公益电影放映的《责任书》,放映员和县级站签订《责任书》,故事片的排片、科教片的选择都在既定主题下完成。对云南边疆地区而言,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是组织较为严密、捍卫文化安全的软性武器。这个武器不像驻守边疆的部队、警察那样立竿见影,但其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天长日久伴随式的存在、诉诸情感的传达方式,更加有利于在边疆百姓心目中铸造一堵御敌于外的安全墙。

其次,云南边疆地区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能减少跨境民族交往可能带来的价值观不确定性。云南边疆地区有16个跨境民族,每个少数民族的文化自成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不仅处于国家政治的末端,而且有土司政治(傣)、石碑政治(瑶)、诺合家支政治(彝)等民族政治体系,“是由若干个异质性程度高、整合度低的民族社会构成的复杂区域”。民族内部因节庆、通婚等活动交往频繁。居住在云南省和居住在老、越、缅等国的同一民族在民间交往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的比较,产生对国家观念、价值层面等的相互影响十分正常。经过长时间的磨合以及国家“边疆文化长廊”“兴边富民”等系列项目的实施,边疆和内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正迅速缩小,边疆人民的获得感、满意度增加,民族社会的“异质性”减少。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下,边疆人民也会产生对美好生活更高层次的渴望。如在电视村村通工程完成每家都能收看电视的情况下,边疆少数民族同胞仍然会购买民族语影碟,他们想欣赏自己民族语言的歌舞、影视剧。由于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受众数量总体有限且还分属不同的民族,分散化的需求难以催生市场行为的少数民族语影像生产,中国国内无论线上线下都很难找到人数较少民族的民族语影像资料,这些少数民族同胞转而向国外寻求资源。供求关系使得前几年云南边疆农村集市上非常容易看到碟片摊贩,如红河州金平县的南科镇中越边境、磨憨口岸的中老泰“国际赶摆日”、陇川县陇摆镇的集市上都有民族语影碟。这些碟片大都来自境外,甚至有的是中国境内生产的汉语影视剧在境外被民族语配音或加上相应字幕再内销到边境一带,碟片内容本身或者翻译所带来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风险难以估量。少数民族语译制电影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少数民族群体个性化的需求,规避了部分文化层面的国家安全风险,更使少数民族同胞感受到自己的“被看见”,从而产生更强的国家认同。

再次,通过边疆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的文化输出加大对邻国边民的影响。“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要减少不良文化对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同胞的负面影响,在提升本国同胞自我防护能力的同时,还应该加大对邻国边境居民的文化影响,如果能使得中国边境线外数百千米甚至更远区域的居民都认同中国或者至少对中国抱有正面印象,这样中国边民在对外民间交往中会进一步加强国家认同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文化领域的“进攻”是一种软实力的展现与输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边疆的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曾经影响到邻国边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知,老、越、缅等国的老边民至今还能忆起年轻时到中国村寨看电影的经历,从而知道毛主席和十大元帅。边疆农村电影放映从初期就具有一定的对外传播作用,这个作用今天得到进一步发挥。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名片,国家也把电影作为对外传播、文化输出的重要内容。当下,除了村寨公益电影放映时邻国边民不定期不定时地前来观看,云南边境一线还有多家“国门书社”。国门书社除零售或赠送邻国语言版本、民族语版本的书籍、期刊报纸等,定期举办邻国语言和汉语的免费课程外,还放映邻国语言、民族语版本的影视剧。云南边境一线的相关组织机构已经在努力尝试通过电影向邻国将文化输出走得更远。如西双版纳州广播电视台携手昆明新知集团将译制的傣族语、哈尼语电影在东南亚、南亚9个华文连锁书店落地放映,到2019年已经落地了老挝万象、泰国清迈、缅甸仰光。

行业观察:文化戍边视角下云南边疆地区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探析

四、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在融媒体时代卫戍云南文化边疆

随着边疆社会的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深入,百姓对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农村公益电影无论在内容还是传播形式上都要考虑受众更高的要求以及网络时代新的技术语境,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文化戍边”功能。

首先是电影内容与边疆社会文化的接近性问题。为了让边疆观众与其他地区的观众一样分享到改革开放的红利,感受到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辉煌,近年在云南边疆农村地区公益放映的电影选取兼顾电影在院线放映的影响力和主题导向的正确性,较少考虑故事内容与边疆地区的接近性,使取材于边疆、有广泛影响力的当代电影极少。一部优秀的电影会让故事发生地出名,甚至成为该地的文化符号。前文提及1982年出品的《孔雀公主》,虽然没有《五朵金花》《阿诗玛》那样经典,但深为西双版纳地区傣族同胞喜爱,尽管主创、主演均不是傣族身份,傣家人仍然认为该片拍出了傣族神话的精髓,对该片的所有工作人员心怀感激,连带傣语译制配音演员在20世纪80年代随电影下乡在每个傣族村寨都得到最隆重的礼遇。少数民族同胞对本民族题材影视剧,特别是民族语母语作品的期待从没有减弱。比如,在三大视频平台爱奇艺、优酷、腾讯都能找到的一部对白、字幕皆为苗族语的电视剧《老虎抢亲》,画质很差,叙事也不流畅,但因为讲述的是苗族故事,每个平台的该片下面都有一定的观众留言。从留言看,观众大多为苗族人士,对民族的认同使观众能克服影片观感的不适,从片尾字幕呈现的联系电话看,该片应该是一家境外且很可能是美国的机构摄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人们网络意识的增强,互联网的网状结构给每个人、每个群体、每一种文化提供了均等的发声机会,互联网时代的人们更加重视自己的话语权。电影拍摄云南边疆的故事能让边疆少数民族同胞感受到被关怀,文化得到尊重。同时,发展文化旅游也是当下振兴边疆乡村的重要方式,一部优秀的影视剧能让外界快速了解进而走进该地区,对推广地方文化拉动经济非常有效。

云南边疆农村公益放映的电影的内容与边疆地区社会文化有一定距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在于,以该区域为创作来源的电影很少,少数取材于此的电影却又可能在价值导向上不适于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比如程耳导演的《边境风云》,在云南瑞丽及缅甸边境地点拍摄较多,影片对所有人物,包括毒贩内心刻画细腻,对贩毒吸毒的危害并没有明示,观众需要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才能看到各种人物在生命旅途中的挣扎,不然会觉得毒贩有情有义还酷帅,这显然不适合在汉语层次普遍不高的边疆地区公益放映。章家瑞导演的《红河》拍摄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男主角虽然设定为瑶族青年,但故事主体是“爱情片+黑帮片”模式,与边境普通人生活关联度不大。相比西藏有万玛才旦这样深耕藏族题材的本民族资深导演,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新疆电影制片厂为蒙古族、维吾尔族等民族的观众拍摄取材于本土的电影,云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观众看到的本地故事非常有限,这也与云南“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有很大关系,影视剧制作难以长期聚焦于某一个民族进而出精品。原因之二在于选片的被动性。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是一种自上而下“行政流程+艺术标准”的行为,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单位的片源来自于中宣部下属的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其所提供的影片母版均由中央宣传部面向全国所有少数民族语译制单位推出,阶段性的片源发放使一段时间内大家译制的影片是一样的,如果考虑到每个民族的独特性分别寻找译制片源,其成本之高大概是相关机构难以承担的。中宣部等相关部门除了根据文化、政治等的需要来选择并上传相关影片的母版外,还要出品方愿意出售或转让电影的民族语译制版权,这样便可能出现看上去非常适合在云南边疆地区放映的电影却没有民族语版本。比如评价很高获奖无数拍摄于临沧沧源县傣族村寨的《米花之味》(2017),该片日常化地表现当下傣族家庭的教育、留守儿童、亲子关系等问题以及独特的傣寨文化景观;更早的一部电影《碧罗雪山》(2010)改编自云南作家存文学的同名小说,全片拍摄于怒江流域,是首部让傈僳族角色说傈僳语的电影,该片在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表奖等节会上收获好评,影片表现的经济发展、环保等问题对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具有较强的参照意义。两部影片都适合云南边疆农村公益电影放映,但至今都没有民族语译制版本。

其次是电影的传播路径问题。融媒体时代电影的传播语境发生了变化,普通话版本的高票房电影也会在院线放映之后进入视频平台。一般来说,电影在拍摄完成后就对点映、路演、院线放映、网络点播、进驻视频网站等各种传播路径进行规划并逐一实施,这样既使电影的经济效益达到最大化,也满足了不同层次观众的需求。云南边疆地区农村公益电影目前仅仅采用大银幕露天放映方式,固然兼顾了社区临时性公共空间构建的作用,但还是落后于融媒体的时代语境。即使大众传播模式的电影放映,相比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3D银幕、立体声、舒适座椅的村级电影院,云南边疆农村地区公益电影放映条件除了放映设备的数字化,其他条件和20世纪80年代农村电影放映没有根本区别。多数电影来到边疆地区农村公益放映的时间要远远晚于电影院线上映时间,部分电影制作水准不太高影响力偏小,这些都使得农村公益电影只是在空间上到达了边疆地区,很难谈得上视听享受,改变此种状况需要更大的经济投入。

很多在外地工作的云南边疆地区年轻人,对民族语译制电影只在家乡以大银幕方式放映深感遗憾。民族语译制电影不能放在网络上主要是因为版权的问题,政府相关部门在购买译制版权时签署了只用于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的合约,不能用于音像制品和网络传播,这样购买价格相对较低,但用途较为狭窄,没能充分发挥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的社会效益。组织放映的单位和人员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云南省沿边某自治州广播电视播出机构采取了变通的方式,周末在电视台民族语频道播出掐头去尾的该州主要的两种民族语译制电影。从播出效果看,电视播出的民族语译制片非常受到寨子里少数民族村民的欢迎,这样的播出方式是工作人员规避擅自传播民族语译制版电影一系列法律风险的选择,他们认为,这样只是片段而不是电影整体在电视上播出,避免了侵权问题。到目前为止,该广播电视台此种播出方式正常运转,结束这种无奈之举的根本性改变只能从上至下完成,从中央宣传部开始争取民族语版本电影传播的邻接权和其他权。

第三是农村电影传播的主体问题。新世纪农村恢复公益电影放映之后,以县为单位的农村电影管理站是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放映员由电影站的工作人员和外聘的放映员担任,组织化的传播方式保证了放映的规律化和制度化,但如果能进一步调动民间力量,将使电影在农村地区的传播更加有效和具有针对性。笔者在位于中国和老挝边境的云南某村调研时得知,村长为20世纪90年代该村经营录像放映的第一人,其时该村还处于没有开通公路的闭塞状态,录像却让村民甚至部分前来观看的老挝村民熟悉了成龙、李连杰、刘德华等影视演员,村民们也通过录像知道了北京、香港,对精武英雄的民族与国家意义有所感触。今天的中国电影在中心城市动辄收获数亿的票房,若在边疆地区采取国家免费供给与商业利益驱动下民间放映的结合,将更利于电影在边疆地区的传播。相比组织化的放映,来自于民间的放映人更清楚村民的审美习惯、故事偏好,电影可以更好地融入主流文化传播和边疆社区公共文化建设,当然,为保证电影导向的正确性,相应地监管民间放映人是必要的。

第四是电影的对外传播问题。云南边疆地区是对外传播的前沿,同时也是邻国对中国传播的前沿。边境线两侧的文化传播活动经常兼具民族文化、地方文化、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多层意义。互联网使国境线更进一步推向纵深,这也需要对外传播工作做得更深入、细致,电影文化的对外传播同样如此,但是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在国家的传播体系中总体上又属于“内宣”领域,这给边疆地区有心走出国门对外传播中国电影的放映机构和个人带来诸多不便。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广播电视台积极加快与丝绸之路国家广播影视的交流合作,且已经在民族语电影对外传播方面做出成效,但也面临经费不足、电影“走出去”版权限制传播区域等问题。德宏传媒集团、红河州民语译制中心等都遇到类似问题。

文化戍边需要前瞻意识和大局观。一般看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百姓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使得邻国老挝、越南、缅甸对中国、对云南边疆的文化影响力或许不值一提,但是“三股势力”、对中国抱有成见甚或敌意的西方大国和他们的代理人以包括文化干扰或入侵在内的各种方式在边境一带干扰中国边疆影响国家安全的事宜屡见不鲜,如今又添上互联网的作用,复杂的国际局势让这种影响一直处于不停变动的状态,最好的应对方式是“以不变应万变”,这个“不变”就是中国边疆的百姓对国家的高度认同以及邻国边民对中国持续的好感,这种认同和好感的稳固需要不停的唤起、加固,相关文化产品的不断输入是十分有效的路径,公益电影放映有计划地从边境走出国门是一种重要的方式。

行业观察:文化戍边视角下云南边疆地区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探析

五、结语

边疆治理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动态的工程。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云南边疆面临更复杂也更微妙的安全问题或隐患,这需要相关部门动态监测动态应对并最大程度调动起边民爱国卫国的热情和责任感;另一方面,所有以文化之名的工程实施起来都需要时间慢慢叠加影响,而目标一旦达成便是一次极其深入的身心之濡染和浸透,经久不衰。这个意义上,无论国家还是地方层面,无论公共还是文化管理领域,我们既要重视文化戍边,但又不能急于求成。

相比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电影与新科技、娱乐产业紧密相连,电影自身一直处于较快的变化之中,且已经凭借其社会和经济影响力稳居当代中国文化最醒目的位置。可以说,以农村公益电影放映作为云南边疆文化戍边的重要内容是时代的选择,但又要充分考虑文化传播一般的特点和特殊地域的特点,在动态中寻求平衡,在缓步中前行,这样以电影为载体的文化戍边的功能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电影在边疆治理中的作用才能充分展现。

(本文为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艺术学规划项目“网络语境下云南题材影视剧创作研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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